额让给了老婆和他年幼的女儿，自己在外谋生，他家里人在的避难所没那么远，甚至每个月都可以申请见面。

     他今天找到我也是因为他的谋生手段有了变动——他加入了这附近的救济品发放协会，在住协会提供的简易板房。

     他试探着问我：“你俩当时没再联系是因为什么？” 我摇摇头：“我们吵架了。

    ” 他又问：“之后你就在这里了吗？” 我沉默片刻，回答他：“我们有一年没联系，之后才是现在。

    ” 他的“这里”和我的“现在”一样，都在代指末日。

     为了打破沉闷，我把话题转向纸箱：“我能看看里面有什么吗？” 耗子点点头，把纸箱推向我。

     纸箱不大，就是公司档案室常用的牛皮纸箱，左右都有提手的那种。

    我掂量一下，并不重，里面照片的数量应该不是很多。

     我推开盖子，第一眼先看到了最上面一个黑白相间的东西，我把它往外拽，稍微展开一点。

     是校服。

     校服叠得整齐，拉链拉到最上面，空白处大大小小签着学生的名字，其中几个有些眼熟，其他毫无印象。

    我把校服翻转到正面，左胸口有一处名字格外大，还与周围的名字都隔开了距离。

     耗子坐在我对面，隔着校服对我说：“左胸口那里柳江不让我们签，一路都躲着人，跟我们半开玩笑说要留给一个专门的人签。

    ” 那个专门的人是谁呢？ 是我。

     柳江是在教室里找到我的，他一只手从兜里掏出只马克笔给我，然后点点自己左胸口的位置。

     我俩的身高差大概五六厘米，他为了方便我签，坐在了第一排的课桌上。

    我咬开笔盖，抻平他左胸前的校服，恃宠而骄地把笔划放到最大，十分狂放。

     他说有点痒，还在笑，鼻息喷在我手上，我也开始痒了，让他别笑，他就真的没再笑。

    他抿着嘴看我签完，把笔拿走时，他的食指在我掌心划过去。

     其实我签的并不完美，小拇指蹭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导致“生”字下半部分是花的，那抹晕染开的墨迹还留在校服上，看起来就像是昨天签的。

     我把校服收起来，不动声色地擦了下眼角，耗子不敢看我，正在认真地观摩手里的碗筷。

     我把纸箱重新封好，说出了此刻我心里最想说出的话：“他一定对我感到很生气吧。

    ” 耗子不再观摩碗筷了，没抬脸，我继续说：“要不然他肯定会去你那里把这些拿回来。

    ” 我大概看了下，箱子里除了校服确实都是些旧东西，柳江会把校服和它们放在一起，大概也是他能表达的愤怒的极限了。